虎年春节的脚步渐近，大街小巷的年味也越来越浓了，各地辛苦一年的“打工人”置年货、订饭店、添新衣，桩桩件件都提上了日程。过年当然不能忽略安全问题，本期围绕以往春节期间各媒体频频报道的拼车回家、年夜饭预订、租赁对象等新闻事件，从消费、安全等角度出发，为大家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普法“年货”大集锦。

【拼车篇】

　　“拼车”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出行模式得到不少年轻人的关注。不过在“方便”的同时，这种模式背后也可能暗藏了“陷阱”……好意搭乘出意外，责任到底怎么认定呢？拼车时，车主被罚款，乘客是否需要分担罚款？拼车返乡前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情景一： 好心搭载同事返乡 半路遇车祸负全责

　　临近春节，在外地打工的张某准备开车返乡，一起打工的雷某及其他同乡提出请求，想搭乘张某的便车一并回家，张某欣然同意。次日，6人一同踏上了返乡之路。不料，张某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因躲避不及，与前方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相撞，坐在车内的雷某不幸受伤，住院治疗期间共花费了30多万元。原本是好意施惠，谁知却惹祸上身。经公安机关认定，张某与前方事故车辆的司机李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雷某无责任。法院一纸判决，张某需赔付雷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

　　【释法说理】

　　许旭律师：生活中常称的“搭便车”就是好意同乘，这是一种情谊行为，好意同乘比较普遍，发生交通事故也不少见。《民法典》施行之前，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按照普通交通事故的规则、判决驾驶人承担过错责任或者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相关判例的标准并不统一。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后，按照规定，如果驾驶人有责任的话，还是要承担责任，但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之所以做此规定，是因为当今社会中，好意同乘愈发常见，这既是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节约资源的行为，也是值得社会赞许和提倡的互助行为。对于好意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问题，如果要求驾驶人全面赔偿，不利于鼓励人们助人为乐，不符合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在属于驾驶人责任的范围内，法律又规定了减轻赔偿责任。

　　情景二： 拼车遭车主坐地起价 加钱后半路被丢

　　去年年底的某天早上，一位拿着背包的男子跑到高速公路检查站卡口值班室求助，说自己被黑心车主半路丢下了。经了解得知，临近年底，在外务工的潘某计划回家过年，于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小轿车，打算拼车回家。谁知道，他刚上车不久，车主便坐地起价，要求潘某再加100元钱，否则就要被赶下车。潘某一看势头不对，跟车主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给车主加价了50元。谁知，当潘某在服务区下车方便时，车主便将潘某的行李直接扔在厕所门口，然后驾车扬长而去。面对陌生的收费站，潘某着实心慌，不知道何去何从，只能向执勤民警求助。

　　【释法说理】

　　许旭律师：如果是拼“黑车”，由于车主和车辆信息没有第三方平台进行审核，拼车车友对于车主和车辆信息也无法完全掌握，在面临被临时加价的情况下，维权一般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是从第三方平台约的正规拼车，在订单形成时，车主、乘客、平台三方就成立了合同关系，车主坐地起价而且半路抛弃乘客，置乘客的安全于不顾，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并且必然造成乘客发生后续的乘车费用，乘客可以向车主和平台主张赔偿损失。所以，如果过年返乡选择拼车，建议先了解车主信息，记下车牌号码，随时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如实时定位等，最重要的是加强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如果拼车过程中被临时加价，建议不要和车主过多纠缠，安全最为重要，同时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普法小贴士

　　1.有偿拼车是否涉嫌非法营运？被罚款时，乘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有偿拼车行为并不一定构成非法营运，一般有偿拼车的车主都有自己的职业，不以行车营运为生，而且车主主观上更多的是方便他人，同时节约自己的出行成本，并没有主要以营利为目的。此类有偿拼车不同于非法营运，非法营运车辆的车主是以营运为主要职业，其主观上是以收取费用、营利为目的。在有偿拼车时，若被罚款，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如果是乘客的原因导致车辆被罚款，车主是可以要求乘客承担赔偿的。否则，乘客无需承担责任。

　　2.车主与拼车者之间的口头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需要书面协议？

　　拼车协议可以是口头协议，也可以是书面协议。口头协议和书面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书面协议能够更清晰地反映车主与拼车者之间约定的内容，明确拼车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费用支付数额及方式、责任承担等问题，可以更有效地根据事前约定约束双方，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可能的风险和隐患达到事前控制的效果，也有利于保护车主和拼车人自己的权益。如果是在第三方平台上签的电子合同，也等同于书面协议。

　　3.拼车出行前，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因租拼车发生的安全、诈骗、盗抢财物等事件屡有发生，建议出行人不要随意与“陌生人”拼车，尤其是通过缺乏公信力的网站平台、微信群等渠道搭乘陌生人车辆。

　　作为车主，需要带好各种证件，在出发之前先对车辆进行必要的检查，尽可能自己开车。如果拼车人主动要求开车，应该查看对方的驾驶证。

　　作为拼车人，要谨慎选择“拼友”，事前对车主和车辆及车辆的投保情况进行了解，如果车辆除了交强险，没有投保任何商业险和车上乘员险，拼车人可以根据需要为自己购买一份短期、低费人身意外保险。

　　【催婚篇】

　　“独在异乡是单身，每逢佳节被催婚”。年关将至，又到了家人们轮番发出“催婚令”的时候。某些网站也顺势推出了“出租”男女朋友回家过年的业务。那么租个男友或女友回家过年到底合不合法，又会面临哪些法律问题？

　　情景一： “高薪招聘女友”回家过年？当心有诈

　　近年来，有不法分子竟然打着“租女友”的幌子实施诈骗。这不，广州一名男子李某在“陌路”交友平台上发布信息，自称为了应对父母催婚，高薪招聘女友回家。多名女孩看到该消息后，主动联系李某。随后，李某花百元购买了身份证、行驶证等假证，骗取女孩们的信任。同时，他还虚构为奶奶过寿购买礼物、做法事、祈福、维修车辆等理由实施诈骗，共计骗取5名受害人14万余元。其间，他曾假意与网友刘某建立恋爱关系，并用同一理由，分多次骗取刘某近4万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该男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并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释法说理】

　　许旭律师：近年来因“租友”被骗引发的财物、人身损害事件已屡见不鲜。由于“租友”关系无论是以口头还是书面形式确认，均不应被法律所认可。而“租友”合同不受法律所保护的特性，也导致该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又因“租友”行为的私密性、人身性，被租者往往让自己身陷危险困境，尤其是当租友者心存恶意或图谋不轨，就容易发生盗窃、诈骗、抢劫、强奸等行为。虽然租友行为并不必然违法，但租友者和被租者应清楚认识到该行为的危险性。尤其被租者以自己人身、婚恋作为交易内容，这是对自身极不爱惜的行为。所以，面对“高薪招聘女友”等虚假租友信息，女孩子应不轻信、不松懈，抵制高薪诱惑。如果已经身处租友关系，无论是租友者还是被租者，都应时刻警惕，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及时报警求助，避免更大的损失。

　　情景二： 获男方父母六千元“见面礼” 租赁女友拒归还

　　儿子带回租来的女朋友，不明真相的父母不是送红包，就是送祖传戒指、玉石、传家宝……这样的桥段不止存在于小品、电视剧和电影中，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鲜见。一男子春节回家为了安慰父母，通过中介机构与一女子达成“租友”协议，女方以未婚妻身份陪男方回家过年，吃住行全由男方负担，每天另外支付费用300元钱，并保证其人身安全。协议还特别注明，如果女方收到男方家人赠与的红包首饰等，事后应返还给男方。然而，女方收了男方父母6000元见面礼后却拒绝归还。“假女友”不返还见面红包的事件，并非个例。福建一男子李某也曾租女友回家见家长，其父母给“假女友”20000元见面礼,“女友”收到红包后，也拒绝返还。

　　【释法说理】

　　梁丽律师：关于“租友”协议的效力问题是存在争议的。“租友”协议从字面上看似是租赁，但实际上，我国法律所规定的“租赁”是针对物的租赁，而非人，人的身体不能用于出租，故“租友”协议并不属于租赁合同。同时，很多“租友”协议中都存在着接吻、陪睡之类的约定，一些人甚至以“租友”为名而实施卖淫嫖娼的行为。因此，司法界大多数观点认为这类“租友”协议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是无效合同。不过也有部分观点认为，“租友”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就应当是有效的。

　　如果一方的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了租赁“男/女友”价值不菲的见面礼，这种行为属于赠与，财物一经交付给“男/女友”，赠与就已经完成，并且合法有效。但是，这种赠与是父母基于错误的认知而实施的，父母的本意是要将财物给孩子真正的男友或女友的见面礼，甚至是订婚彩礼，而不是给租赁男/女友。因此，父母在赠与财物时是存在重大误解的，依据法律规定，父母可以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将已经送出的见面礼要回来。而父母的孩子即“租友”，由于不是赠与人，所以无权要求“男/女友”返还见面礼。

　　综上，“租友”协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将陌生人带回家，不但存在很多法律风险，还有不少安全隐患。应该积极与父母沟通，轻易不要尝试任何“欺骗”父母的行为，否则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情景三： 男子租女友见家长 “假戏真做”致怀孕

　　为了应付父母隔三岔五的催婚，38岁的高某计划春节“租女友”回家。于是，他在网上发了份“高价租女友回家过年”的帖子。还在上大学的“90后”大学生谢某看到帖子后，为了赚钱便应聘了“女友”。在高某家过年期间，两人同居一室，在酒精的催化下，彼此无法控制，很快便越过了“雷池”。合同结束，谢某拿到酬金后，二人分道扬镳。谁知，几个月后，谢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双方经多次协商，高某才决定赔偿谢某3000元作为流产费用。

　　【释法说理】

　　闫科律师：在“租友”期间双方发生关系，如果男方违背女方意志，则涉嫌强奸罪，女方应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追究男方刑事责任。如果发生关系是基于双方自愿，则不涉及违法犯罪的问题。但女方因此怀孕了，将来可能会有两个选择：流产或者生育。

　　如果选择流产，必然产生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以及误工费等损失，女方有权要求男方承担相应损失。实践中，对于损失金额和如何分担，一般会考虑下列因素：1.意外怀孕一事，双方的过错程度如何，过错大者负担较大损失；2.女方流产后发生的损失具体证据是否齐全，一般是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的医嘱和票据，误工费需要有相应的收入、误工证明等；3.是否存在男方行为较为恶劣，对女方精神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如果存在，女方还可以考虑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此外，若女方选择生育，双方应积极协商孩子的抚养和探视的问题。直接抚养孩子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另一方也享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团圆篇】

　　除夕夜近在眼前，作为春节重头戏的年夜饭，无疑是辞旧迎新的“重中之重”。很多家庭忙碌一年后，都会选择在饭店订一桌年夜饭，一家人热热闹闹吃个团圆饭，省事省心。但是在年夜饭预订过程中，也会出现诸如临时涨价、订金不退、限时消费等一些乌七八糟的烦心事儿。那如何避免呢？希望通过以下常见的纠纷案例，能给大家提个醒儿。

　　情景一： 年夜饭遭临时涨价 顾客退订被拒退订金

　　一个星期前订好的年夜饭，点菜时却被告知菜价要涨，退订年夜饭的话，店家不愿退订金，菜价突涨，无法接受且心有不甘。冯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原本认为菜品价格还比较合理，就预订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谁知点菜时，店家却拿出另一张菜谱，上面的价格比当时的菜谱平均贵了70%。冯先生嫌太贵，要求退订。店家却以老板不在国内为由，拒绝退还100元订金。

　　【释法说理】

　　喻盛洁律师：案例中的冯先生是基于对预订时店家菜品、菜价的接受，而向店家交纳订金预订年夜饭。店家收取订金后，双方就成立了年夜饭的餐饮服务合同。如果提前一周预订的时候，店家从来没说过大年三十菜品价格会上涨，那么到了大年三十，店家就应该按照提前预订时的菜品价格供餐。店家临时上调菜品价格，属于擅自变更合同履行价格，冯先生按原价格所预订的年夜饭已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店家属于严重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有权解除年夜饭的餐饮服务合同，退掉年夜饭，并要求店家退还100元订金，店家不退订金的借口不能成立。在此，也提醒餐饮商家要诚信经营，杜绝擅自涨价行为。

　　情景二： 年夜饭分时段 团圆饭成“限时餐”

　　近两三年，一些大餐厅推出的分时段年夜饭成为新趋势，原本热热闹闹的年夜饭竟成了一种“限时餐”。小王在前往某中餐酒楼预订年夜饭时，被前台工作人员告知，大年三十当天的年夜饭分为午市、晚市两个时段，午市从11点半到下午1点半、下午3点到5点，晚市则分为6点到9点、9点半到11点半。小王表示，如果用餐超时怎么办，会不会额外收费？该酒楼前台人员回应称，并没有收到超时需加收费用的通知，但一般都会事先告知顾客。

　　【释法说理】

　　喻盛洁律师：酒楼为满足更多消费者对年夜饭的需求，合理设置时段并分时段接受消费者预订的行为有其商业合理性，但应清晰、明确地对消费者进行提示。不同于情景一，该案例中的小王预订年夜饭时，酒楼前台人员已经明确告知年夜饭分时段用餐的安排，如果小王同意用餐，则双方达成的就是限时消费的餐饮服务合同。小王应该按照其所预订的时段，按时用餐并及时结束。因为预订时，酒楼前台人员称并没有收到超时需加收费用的通知，如果酒楼也没有在大年三十之前明确告知，那么三十当天就不能就超时加收费用，否则就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情景三： 套餐or单点任意选 包厢吃饭有“低消”

　　临近年底，郝女士和朋友一共10人去某火锅店聚餐。由于同行人数过多，店内散台容纳人数有限，郝女士一行人便来到了餐厅二楼的包间。但落座后准备点餐时，店内服务员告诉郝女士等人，该包间有最低消费，金额为800元。针对包间最低消费的问题，郝女士等人与服务员进行了沟通。但对方表示，包间最低消费是店内的规定，她也无法更改，如果不接受可以到楼下拼桌用餐。后来，因为无法就用餐问题达成一致，郝女士等人只好离开了这家餐厅。无独有偶，北京的马先生在某餐厅订餐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只不过这家餐厅要求消费者使用包间必须选择588元的固定套餐，或者也可以单点，但必须达到相近金额的菜品。

　　【释法说理】

　　喻盛洁律师：“最低消费”就是消费者就餐即使没有达到相应的金额，仍会被按照“最低消费”金额收取餐费。这本质是餐厅利用优势地位，限制消费者权益，加重消费者责任，违背了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原则，因此属于强制交易，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相关法律法规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最低消费”属于霸王条款，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因此是无效条款，消费者有权拒绝履行。设置“最低消费”的餐厅，也可能被市场监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

　　来源：北京青年报（本文案例来源于福州晚报、人民日报、南都晨报、中青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