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新闻讯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殷勇、李芳报道：经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粉碎上百万敌人的围追堵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漫漫长征路上，这组由红军将士创造的数据，被一代代后来者仰望和感叹，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长征的相关数据里，藏着一组鲜为人知的数字——2根扁担、4只铁皮箱、2块钢板、1台油印机。这，便是长征路上党中央、中革军委唯一一张报纸的全部家当。靠着这点装备，它在枪林弹雨、饥寒交迫和长途跋涉中整整出版了28期。

　　迷茫之中，它指引前进的方向；生死关头，它吹响冲锋的号角；行军途中，它立起钢铁的纪律；战斗间隙，它记下英雄的故事。它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政治委员，也像一位忠实的历史记录者，让长征中的一组组数据，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触。这份报纸，就是《红星》报。

　　一张报纸为什么会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以致成为今天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对象？9月底，记者循着《红星》报的足迹，从其创刊地瑞金开始，一路追寻它背后的故事。

　　星火初燃，光映军心

　　红色故都瑞金，是一座处处闪耀着红星的城市。1931年12月11日，一张以“红星”命名的报纸，在瑞金城西的沙洲坝镇白屋子诞生。

《红星》报创刊号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红星》报在创刊号“见面话”一稿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办报目标：“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把通讯员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全军组建了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其中既有党和军队领导同志，也有普通干部战士，骨干达100多人；它还形成了自己的发行渠道，鼓励各机关、各团体、各同志订阅和代派，尤其是通过前四期赠阅和给予红军战士半价待遇的形式吸引订阅，最高发行量达1.7万余份。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全媒体记者李芳摄）

　　在沙洲坝镇官山村，有一幢白色的典型赣南客家民居，它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记者找到了当年《红星》报的编辑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低矮厢房，一张方桌、一把木椅、一只木箱、一面床板、几条长凳，还原了编辑部仅有的陈设。

《红星》报编辑室兼邓小平卧室（陈昕摄）

　　1933年夏，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和《红星》报新一任主编的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间兼作卧室的编辑室里，一字一句地编排《红星》报。当时，编辑部人手极少，除了一个技术性帮手之外，从组稿、编辑、校对到付印，几乎都由他一人承担。

中革军委印刷厂所在地（全媒体记者李芳摄）

　　《红星》报在中革军委印刷厂印刷，地处相距白屋子近2公里的乌石垅，也就是当时的中革军委所在地。说是印刷厂，其实就是一间简陋的民房。印刷机是缴获来的旧式平台印刷机，铅字模有限。为解决这个问题，据《邓小平传》记载，邓小平同志出主意，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遇到缺字时，就将几个小号字拼在一起用。

　　艰苦的条件，没有影响《红星》报在红军将士心中的分量，大家更亲切地称之为“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战士的良友”。

　　在瑞金史志研究室采访时，编研股股长钟燕林给记者展开了一套《红星》报影印版合集，让我们得以窥见从创刊到停刊前后100多期《红星》报较为完整的样貌。清晰醒目的红星报头、错落有致的版面编排、规范统一的字体字号、形象生动的漫画绘制、简洁质朴的栏头设计，再配上一处处体现编者深厚功力的手写美术体标题，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报纸设计美学。

　　赣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熊国荣教授，对苏区新闻史有着多年研究。他告诉记者：《红星》报充分体现了中革军委机关报的权威性和导向性。既有“社论”等栏目对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刻阐释，也有“党的生活”“列宁室”等板块，着重反映部队的政治思想理论建设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头版头条的精心选择，其中不少是党和红军领导人撰写的重要文章，传递出对红军建设和重大战役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和总结。

　　《红星》报面对的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苦、文化水平不高。为了让内容能被他们所接受，报纸积极遵循“面向红军战士、面向基层连队”的导向。“扩大红军”“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红军纪律”栏目，折射红军战士生活和工作情况；“群众工作”栏目，介绍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军事常识”“军事测验”栏目，通俗地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卫生常识”栏目，介绍常见病、多发病和战场救护等卫生医药知识。

　　细看《红星》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严肃与活泼并存。严肃处，大胆开展舆论监督，开设“法厅”和“铁锤”栏目，对部队存在的消极落后现象，进行强有力的揭露和批评；活泼处，常设“俱乐部”“小玩意”等栏目，刊登知识问答、谜语、笑话、山歌等，让战士们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也能得到片刻轻松。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得《红星》报不仅是指导作战的“喉舌”，更是红军战士精神文化生活的“乐园”。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彭加伦同志，是《红星》报积极的投稿人。他在一封写给《红星》报编委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地盼望着《红星》报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

　　担挑万里，纸引征途

　　《红星》报诞生于战火当中，也闪耀在硝烟弥漫之处。

　　1934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恶劣的行军环境，让《红色中华》和《斗争》等中央级报刊先后停刊，只有《红星》报一路随军长征，成为绝无仅有的一份在长征途中出版发行过的中央级报纸。

　　记者翻阅《红星》报影印版时看到，从1934年10月20日开始，《红星》报陆续推出长征专号。受极端条件限制，长征专号由铅印改为手刻蜡版油印，虽然铅字变成手写体，油印的墨色也深浅不一，但字体刚劲有力，排版依旧工整清晰，可见编印人员在极端艰苦环境下仍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与专业素养。

油印机复制件（全媒体记者李芳摄）

　　长征的千难万险之中，《红星》报究竟是怎样坚持下去的？由于特殊的战斗环境，加之年代久远，现存史料非常有限。幸运的是，得益于今年8月南昌摄影家戴廷耀先生向江西日报社捐赠的老红军影像资料，记者从报社红色语料库中找到了时任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科长、负责《红星》报刻印工作的赵发生同志的珍贵采访视频，并辗转发现了他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他写道：“白天随着部队行军，但一到驻地，顾不上人困马乏，将铁皮箱子一放便是桌子，背包一坐便是凳子。”

　　记者还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赵发生同志在接受中国社科院金耀云同志采访时也谈到：每天一般要走八十里，最多走一百八十里路，人走乏了，脚也走肿了。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休息时，就赶紧动笔定稿。有一次我们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

　　显而易见的是，在长征途中办报，比在苏区更加艰难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红星》报不仅坚持了在苏区时的办报特色，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红军的思想领导，成为鼓舞和保证部队完成长征这一伟大军事奇迹的重要舆论力量。

《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发行的唯一号外

　　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珍藏着一份《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发行的唯一号外。1934年11月7日，中央红军途经汝城时，面对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红星》报紧急出版这份号外。号外没有刊载重大战事消息，而是用通俗的语言发布了7条铁律，号召红军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妥善处理军民关系。薄薄一纸《红星》，字字重如千钧。

　　长征伊始，随着队伍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红星》报就刊发了《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红军进入云贵川地区后，《红星》报又及时刊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主张民族平等。在凉山彝民聚居区，《红星》报推出社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会。《红星》报的这些报道，进一步印证了党对红军做好群众工作的严格要求；印证了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1935年1月，我党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记者看到，在今天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不远处，也有一幢白屋子。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占领遵义时《红星》报的驻地。遵义会议结束后，《红星》报长征专号第十期刊发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会议重要精神。

　　准确传播党的声音，统一全军思想，每到长征关键时刻，《红星》报都会及时刊发重要文章。

　　1935年2月10日，为让广大官兵理解为什么要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九期发表《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阐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同年6月15日，针对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一重大事件，《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二十一期在《伟大的会合》社论中指出：“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

　　翻阅《红星》报长征专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红军每一次突围、每一场苦战、每一个转折，都有它的及时发声。报纸始终贴近战士、扎根一线，《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等接地气的报道，成为战士们贴心的“战地指南”。

　　《长征中的红星报》一书的作者、著名军史专家肖裕声少将在该书前言中讲道：《红星》报远不止是消息的布告栏。它是统一思想、凝聚意志的课堂，将战略转移的深远意义转化为指战员心中“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定信念。

　　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同志调任党中央秘书长，陆定一同志接任《红星》报主编。1935年8月，红军深入茫茫草地后，由于实在无法补给纸张和油墨，《红星》报被迫停刊。但它却成为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

　　薪火相传，续写新程

　　《红星》定格在90多年前，但关于“红星”的故事，从未结束。

江西日报社红星少年报合唱团（全媒体记者陈婷摄）

　　10月13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于都举行。一群来自江西日报社红星少年报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仪式上唱响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在仪式尾声带动全场合唱《红星歌》，让“红星闪闪放光彩”的歌声久久回荡，将启动仪式推向高潮。

　　瑞金市井冈山小学以“闪闪红星照征程——《红星》报的红色故事”为主题，开展班队会。（全媒体记者李芳摄）

　　“闪闪红星照征程，少年笃行向未来！”9月30日，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上午，在瑞金市井冈山小学，这里也以“闪闪红星照征程——《红星》报的红色故事”为主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班队会。听完大队辅导员李洁老师讲述《红星》报的故事，孩子们深受触动，齐声念出这句响亮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班队会上，孩子们收到了由江西日报社赠送的《红星少年报》。（全媒体记者李芳摄）

　　班队会上，孩子们还惊喜地收到了一份由江西日报社赠送的《红星少年报》。借助这张名字同样取自“红星”，却印制精美的新时代报纸，李洁老师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我们手中的这张《红星少年报》，传承的就是《红星》报的红色火种。当年，先辈靠着《红星》报传播革命理想；现在，我们可以用《红星少年报》诉说少年志向。一份旧报，一份新报，传递着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从在烽火岁月中诞生的《红星》报，到在新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诞生的《红星少年报》，从铅与火的战地油印，到光与电的数字传播，两颗跨越90多年的“红星”相遇，再次说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红星”二字承载着的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始终在血脉中奔涌。

　　钟燕林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50年代，瑞金在开展征集革命文物时，意外获得一份《红星》报。经考证，这是1933年9月3日出版的《红星》报第五期，现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缴红色报刊，老百姓就把报纸用油布包好，藏在墙缝、瓦罐里，秘密保存了几十年。今天，这份珍贵的老报纸既为研究《红星》报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也见证了苏区群众守护革命火种的赤诚与担当。

　　如今，就像长征中的《红星》报即使在条件匮乏到极点、环境险恶到极点、战斗激烈到极点的情况下，也要想方设法记录长征、宣传长征一样；就像当年的苏区群众，即使面对穷凶极恶的白色恐怖，也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红星》报一样，许许多多普通的江西人也正在通过自己的长征路，不断讲述好长征故事、传承和弘扬好长征精神。

　　南昌的摄影家戴廷耀，20多年来自发跑遍全国20多个省区市，行程数万公里，抢救性采访了340余位江西籍老红军，留下近百万字采访笔记、万余张底片和300多GB的视频数据，为时代留存下一批失去便不可再生、无法复刻的长征记忆。

　　九江的退休干部黄振贵，历时343天，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其间，写下18本、64万余字的日记，记录自己听到的长征故事，以及长征沿线的发展变化。回到家乡后，他又义务宣讲长征精神，计划到明年建军100周年时，讲满100场。

　　也是在瑞金市井冈山小学，年仅11岁的曾可欣同学，每逢周末和课余，便穿上马甲站在沙洲坝的红井旁，为游客讲述“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累计志愿服务超200小时，接待游客千余人次。精彩的讲述，让大家赞叹：“把红井故事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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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君职业学院校长赖章盛，是《红星》报最后一任主编陆定一同志的外孙。近年来，依托家族革命史料，他不断走进大中小学开展红色讲座、主题座谈，累计宣讲超百场，《外公陆定一长征途中主编〈红星〉报》就是其中重要的一课。采访中，赖章盛告诉记者：“所有的讲述，只为一个初心：让长征精神活在当代青年心中，指引他们踏实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星辰永恒，薪火相传。《红星》报虽成历史，但“红星”点亮的那束光，依然闪耀在每一段新的长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