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西安5月8日电（见习记者 宋佳）西安火车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有人在候车室打开装满吃食的电饭锅，有突然要生孩子的姑娘在往站台的通道里求助，也有人在安检大厅外靠着杆子读书。 

　　出行旺季，每天有10万人搭乘100多趟始发、通过列车经由西安火车站到达或者离开，却很少有人知道一名客运员一天要走10多公里，相当于绕西安城墙一圈，一名检票员每天重复“剪”票动作上千次，一名上水员平均两个月磨坏一双劳保鞋。 

　　西安火车站，是一座特等客运火车站。 

西安火车站。金航 摄 

　　“别急，别急”——候车室是一个休息站 

　　在检票员何苗看来，候车室是一个“休息站”。对于暂时没有住处的人，候车室从不吝啬。何苗记得，有段时间，一位老人每晚都会出现在候车室，安静地蜷缩在一个角落，从不打扰别人。时间长了，何苗才依稀知道老人是被家里人赶了出来，还没等何苗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人就消失在候车室的夜晚，再没出现过。 

　　大多数时候，何苗并不会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她每天要在嘈杂的候车室里巡视、或者在检票口看着无穷无尽的车票从自己手中滑过，这是检票员的职责。候车大厅东边上下两个候车室的检票和巡视工作由何苗其他三位同事完成。 

　　一个班12个小时，何苗要为十几趟列车检票，每趟列车多则一两千人，少则几百人，何苗最少要重复几千次“剪”的动作。 

　　不是简单地“剪”，何苗的眼睛得紧盯着票面上的目的地和日期，以防有乘客拿错了车票。一趟车“剪”下来，她感觉“人擦擦擦一直过，手里一直是票，我的眼睛好花。” 

　　不检票的时候，何苗在候车室里巡视，除了注意消防物品周围有无遮挡、卫生间需不需要打扫、开水供应是否正常之外，她更多的工作是回答旅客提出的各种问题、解决旅客出现的各种情况。 

　　何苗说：“火车站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连说带比划，甚至重复五六遍，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时间长了，虽然仍旧听不懂方言，但有时候看动作和神情就能猜出对方的意思。 

西安火车站候车大厅内。金航 摄 

　　何苗还发现，南方人和北方人有着很不同的候车习惯。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喜欢聊天，南方人更喜欢吃东西，在候车室坐多久就会吃多久。 

　　说到吃，曾有一家人在候车室拿出一个电饭锅，一打开里面全是吃的，“吃完饭吃零食，吃完零食吃水果，吃完水果吃雪糕，吃了两个小时，我真的佩服。 ”何苗笑着说。 

　　何苗“佩服”的还有农名工。往返于城市间的农民工带着流动的“家当”穿梭于火车站，被子、褥子是最常见的，何苗还见过电水瓶、电风扇。让她感到佩服的是农民工们能够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物品打包得整整齐齐，从来不会散落。 

　　在候车大厅服务总台工作的康倩也注意到了这群农民工兄弟。她记得前几年手机转账没有普及的时候，总是能在候车室看到一个包工头站在一圈农民工中间，“你一沓我一沓”地分工钱。 

　　康倩在火车站10年了，几乎接触过每个岗位，熟悉每趟车次，清楚乘客的每种需求，练就了一身“神乎其神”的本事。乘客刚一进候车大厅，从服务总台路过，康倩就能猜出“这个是去陕北的，那个是去上海的。”“有时候甚至能猜出他是哪个车次，乘客一脸懵，我说我刚掐指算出来的。”康倩颇为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不过当然没有“掐指一算”，而是十年经验积累出的“一种感觉”。 

　　候车室是要离开的人在西安的最后一个落脚点，有的人带着某家三甲医院的检查报告离开，有的人带着跨越了几十年光阴和同样头发花白的兄弟的重逢离开，有的人带着车站工作人员亲手煮的一碗面的温度离开。正在何苗回忆着候车室的一幕幕时，一位从卫生间出来后找不到老伴的旅客操着浓重的方言来求助，何苗一边说着“别急，别急”，一边又跟着这位旅客消失在了候车的人群中。 

排队检票的旅客。金航 摄 

　　“旅客安全大于天”——站台上可能出现任何意外 

　　“师傅抓紧上车。”“师傅出站下楼梯左转。”“师傅往白线里面走，车来了。”检完票上了站台，这几句话重重复复夹杂在上车人之间，说话的人被称为客运员。 

　　细心的旅客会发现，站台边上建了几个长型的小屋，叫做待班室，其中一个属于客运员王磊所在的班组。不需要接车的时候，王磊就在这里休整一下。 

　　房间的布局很简单，中间一张桌子，两边各一排座椅，紧里头的墙上挂着显示各个站台列车情况的到发系统。冰箱、微波炉、柜子、水槽是客运员们仅有的日常用品，他们靠着这些简易补给，每天组织上万名旅客乘降。 

　　趁着两趟车的间隙，王磊回到待班室喝下了治疗胃病的中药，对于所有在火车站工作的人来说，不规律的睡眠和饮食是一种常态。白班需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夜班也一样，好在中间可以轮换休息3个小时。一个班过后，他们需要24个小时的休息才足够缓冲疲劳。 

　　王磊一毕业就在客运组工作，如今已经八年，他是组长，也是6站台的领班。凭借对讲机和到发系统提供的信息，王磊会在列车到站前七八分钟离开待班室，到达6站台。这是一趟来自敦煌的列车，行驶了两千多公里到达西安，列车停稳开门，王磊找到列车长确认没有特殊情况后，才和其他同事一起组织乘客乘降。 

　　从工作的第一天起，王磊就知道“旅客安全大于天”“行车安全大于天”是端好铁路“这碗饭”的前提。往返于西安-渭南、西安-宝鸡、西安-延安的短途列车，乘客数量最多，短暂的停靠中有1000多人下车，还有另外1000多人上车。 

西安火车站内排队的学生。金航 摄 

　　保证数量如此庞大的乘客顺利乘降，王磊的“心理压力很大”。除了不断重复那几句“台词”、帮助需要的乘客提行李之外，他还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紧绷，甚至“身后都要长眼”。 

　　即便如此，面对的旅客多了，面临的情况也就多了。最让王磊感到头疼的就是“安全线”的问题。列车启动之后，包括客运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退回到安全线以内，但是总有人觉得缓慢行驶的列车“没什么危险”。 

　　大批量旅客乘降完毕后，总有人匆匆来迟，王磊让他们就近车厢上车，但是如果启动信号已经发出，就决不允许上下车了。“列车随时可能启动，你这步跨上的时候列车动了，非死即伤。”王磊刚工作的时候，一个五年没回过家的研究生就是在启动信号发出之后赶来的，拼命想要上车，被王磊紧紧拽住，他也许不明白，但是王磊很清楚：一辆列车几十吨上百吨重，刹车之后还会向前行驶几百米。 

　　一个班，王磊需要在站台上来回走两万步，回到家只想“瘫”沙发上。“我妈说我一下班就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让我也动一动，我说我实在是动够了。”王磊无奈地说。下了夜班，王磊总是一觉睡到吃晚饭，睡之前还要嘱咐媳妇“没啥事别叫我，特别特别累。” 

　　有人觉得穿着制服的客运员看起来足够体面，却不知道制服却也加重了他们的“痛苦”。夏天汗流浃背，制式短袖也必须束进裤子，冬天寒风呼啸，也不能佩戴制服帽子和手套以外的保暖物品，于是就出现了大衣里面套羽绒服，穿四条裤子的“景观”。 

　　“落东西”也同样是站台的一大景观。落包、落行李王磊见多了，“落孩子”“落老伴儿”也不在少数，王磊还曾捡到过一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了7万块钱现金，“幸好旅客自己也找回来了。” 

　　春节返程，游子们带着鸡蛋、油、醋这些随处可买到的副食穿梭于城市之间，王磊还来不及思考鸡蛋是如何被塞进窄口的油瓶里，拎着50多斤面粉的旅客就在一旁招呼他搭把手，王磊问：“带这干啥？这么沉。”旅客回答：“老人非让带，自己家里麦子磨的，擀面好吃。”一夜之后，这袋装着家人寄托的面粉就会出现在北京。 

　　送孩子上学的父母前一秒说着“快走，快走”，列车启动的瞬间转身已泪流满面，送男朋友去南方的姑娘“哭得特别伤心”，和女朋友吵架了的男人一拳砸碎了待班室的窗户，走路摇摇晃晃的醉汉其实是被人骗了的生意人，他对王磊诉说着自己曾经如何辉煌…… 

　　站台，是离开西安的最后一步，也是到达西安的第一步，一往一来间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时间感慨这座城市的人与事。但情绪如影随形于每个游人，在步履匆匆间日积月累，常年值守于此的客运员却体会着人生百态。 

新老兵运输时节。金航 摄 

　　“宁受冰冻暴晒之苦，不让乘客焦渴一时。”——股道里的是个体力活 

　　当检票员和客运员面对着成百上千的旅客时，上水员正在列车另一侧的股道中，争分夺秒地把源源不断的清水注入列车。很少有人知道上水员的存在，尽管每个坐过火车的人都会在旅途中喝水、泡面、使用卫生间、洗漱。 

　　这里不是人来人往、广播声不绝于耳的火车站，这里是铁轨之间、车厢之下的火车站。股道里的空气混合着污物和机油的味道，路面不平整甚至是石子路，这里无需和乘客打交道，安静得只剩下对讲机里传出的指令和水流的声音。 

　　57岁的杨明全已经在股道里待了十年。轮到白班，他早上6点多从东郊纺织城的家中出发，乘坐105路公交车在8点前赶到火车站，点名结束后走到岗位上与夜班工人交接，便开始了这一班的工作。 

　　铁道系统对于特等火车站的规定是站停6分钟以上的列车都要上满水，而停靠在西安火车站的列车最短时间是8分钟，这意味着每一趟停靠的列车都需要满水离站。杨明全说，水压足的情况下上满一趟列车需要15分钟，而有些通过列车停靠时间却不足10分钟。因此，上水必须争分夺秒。 

　　上水员提前列队出发，在列车停靠前10分钟到达工作岗位，列车停稳后，迅速打开水井阀门，把管子从防污孔中拖出，插进车厢上水口。每趟列车杨明全负责3-4个车厢，打开水阀、插拔水管的动作也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重复3-4次。 

　　除了动作迅速之外，上水员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任何独特之处，这是个单调的体力活。一节列车26.6米，一趟列车500多米，走一个来回就是1000米，再加上要来回巡视自己负责的3-4个车厢，接一趟车，至少徒步行走1公里，一个班按照20趟车来计算，就是20多公里。杨明全的一双劳保鞋，情况好的时候能穿三个月，工作量大的话两个月不到就磨坏了。 

　　21岁的上水员侯思晨已经从走路十几分钟就要打车的“懒散95后”，成为了一个5公里以内都靠步行的“暴走少年”。“暴走少年”不仅能走，在家里也变得勤快了，买菜、做饭、洗碗……替妈妈分担了不少家务活。侯思晨对上水这份工作感到满意，因为自己不那么懒散了，整个人有一种向上的劲头。但是这股劲头在不久之后可能会屈服于西安的炎夏。 

　　上水不到一年的侯思晨还没有经历过高温作业，这是杨明全一年中感到最“难熬”的时段。“整个钢轨都晒烫了，井盖上放个鸡蛋都能熟，铁皮的防污孔碰一下都能烫个泡。”杨明全说。曾有电视台来测过，列车带着热烘烘地气息驶进来的时候，温度瞬间报表，直升到六七十度。上水员待班室的条幅是这个岗位饱受季节更换之苦的最好证明：“宁受冰冻暴晒之苦，不让乘客焦渴一时。” 

　　高温下，藿香正气水、绿豆汤和不限量的饮用水是火车站提供给工作人员的抗暑套装，热的时候，杨明全一天至少要喝六大杯水。保证足够的休息也是对抗高温的好办法。杨明全发现，中暑偶然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上了年纪的上水员反而没有。他分析，这是因为年轻人不注意休息，睡眠不够。年轻的侯思晨用来睡觉的时间的确比杨明全少，下了夜班后，他不会立刻回家休息，而是到骡马市逛一圈，因为那会已经“困过了，睡不着。” 

西安市火车站的一名上水员正在作业。金航 摄 

　　侯思晨计划在上水员的岗位上继续磨练自己，他喜欢这份不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成为上水员之前，侯思晨在行包车间工作，负责铁路货运，每天对着货物，时间长了就不再习惯面对人了。“和人打交道更累。”侯思晨说。 

　　站在安静的股道里目送装满水的列车走远的时刻，侯思晨最享受。不久之后，列车上的旅客就会用他注入列车的水泡开一桶面，填充饥饿的胃，平复了从候车室到站台、终于上了车的疲惫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