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讯（记者 蔺洁丽 通讯员 张晓敏 孙继武）“7011请示起飞！” 西北某基地，春风掠过跑道，一架战机蓄势待发。空军某部试飞员郑昕安（化名）扣紧头盔、戴好面罩，指尖在仪表板上快速跳动，完成起飞前的最后检查。 

　　“可以起飞！” 指令发出的刹那，郑昕安稳稳推动油门，战鹰呼啸升空，冲破厚重云层，直奔既定空域。 

　　空军试飞员，是“刀尖上的舞者”，更是以生命探极限、以智慧铸国器的特殊群体。今年，是郑昕安试飞的第十三个年头，作为“英雄试飞大队”的一员，这样的飞行任务，他已完成不下百次。 

　　然而，每一次推杆起飞，都不只是技术的重复；每一次穿越云层，都是一次对未知险境的赴约。在他身后，有一段关于信仰与牺牲的故事，而郑昕安的传承与接力，要从他第一次走进部队史馆说起。 

　　一包烟里的传承 

　　1952年，试飞部队正式组建。从此，这支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先后孕育了滑俊、王昂、黄炳新、李中华等一代代试飞英模。而郑昕安，正是这份荣光与使命的传承者。 

　　2013 年，怀揣强军梦的郑昕安走进试飞部队，史馆的一堂课，让他读懂 “试飞员”三个字的千钧重量。 

郑昕安与英烈墙。受访者供图 

　　“这里每一个名字，都曾和你们一样年轻，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滑俊、王昂、黄炳新、李中华……跟随队长的声音，他的目光在“英雄墙”和“英烈墙”上久久停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背后，是一次次突破极限的飞行，是一串串载入史册的功勋。那时，奉献与牺牲的种子，也在郑昕安的心底扎了根。 

　　2014年，一次极限性能试飞，突发重大险情，两位战友不幸牺牲。要破解事故症结，必须进行“等效置换试验”——驾驶同型战机飞至事故临界状态，这无异于再闯“鬼门关”。 

　　关键时刻，郑昕安的师父与一位老队员挺身而出。临行前，师父往飞行服里塞了一包烟，语气平静地对郑昕安说：“队里的老传统，这包带上天，另一包留家了。”那时他还不懂，那包留家的烟，是师父与妻子的生死约定：任务成功，就抽这包庆功；若是没回来，就当给她留个念想。 

　　数小时后，战机平安归来。师父走下舷梯，掏出那包被汗水浸透的烟，拆开分给围上来的战友。那一刻，郑昕安忽然懂了：英雄墙的荣光与英烈墙的忠魂，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它们共同镌刻着“为国试剑”的忠诚与无畏，这份精神，顺着岁月脉络，在一代代试飞员手中悄悄传承。 

　　生死间的青春答卷 

　　试飞员的字典里，没有“普通”二字。每一次起飞都是向极限冲锋，每一次升空都是一场未知的考验。郑昕安有一个习惯，执行任务前，他都会朝史馆的方向望一眼，在他看来，那两面墙，是起点，也是坐标；是过往，也是当下。 

　　2020年的实弹靶试，是郑昕安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瞬间。他驾驶战机加速至最大表速，按程序发射导弹后，意外骤然发生：导弹飞行姿态不稳，航迹异常靠近载机，紧接着突然解体，数块燃烧的碎片直扑座舱。 

2016年试飞员驾驶国产新机亮相。受访者供图 

　　“脱离！脱离！”耳机里的指令急促，他瞬间向左压坡度规避，整套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迟疑。事后数据显示，导弹发射3.9秒后失控解体，距飞机仅200多米——若规避动作再晚0.5秒，便是机毁人亡的结局。 

　　惊魂甫定，考验却远未结束。平安落地后，指挥员关切询问，是否能执行下一个重要试验任务。“没问题，继续！” 郑昕安的回答毫不犹豫。因为他知道，云层变幻，发射窗口转瞬即逝，稍有迟疑便会错失来之不易的试验时机。 

　　半小时后，他再次升空。在与战友的密切配合下，沉稳完成每一个操作，最终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这份临危不惧的从容，便是试飞员用青春书写的答案。 

　　如果说特情处置是被动应战，极限过载试飞就是主动向生理和装备极限发起挑战。为摸清某型导弹极限发射边界，试飞员要在极限过载环境下完成发射动作：“胸口像压着千斤巨石，面部肌肉被强力拉扯得扭曲变形，眼球几乎要凸出来，腹部和腿部瞬间失去知觉，整个人仿佛坠入无边黑暗。”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郑昕安像在讲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大过载时，血往下涌，眼前发黑。只能咬死牙关，盯紧参数，等那个峰值过去。”郑昕安说，模拟训练中，他们每次都要冲击二三十次极限过载，飞行靴里能倒出汗水，双腿布满出血点，可没有人退缩。 

　　从被动避险到主动冲锋，支撑他们的信念始终如一：自己多扛一次极限，国产战机就多一份安全，祖国的空天就多一道屏障。 

　　新时代试飞员的担当 

　　“试飞员不是简单的‘试飞者’，更是我们设计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 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院士的这句话，是新时代试飞员群体的真实写照。从第一代的“勇气型”、第二代的“技术型”，到如今的“专家型”，试飞员的转型，见证着中国航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也诠释着青春担当的新内涵。 

　　2018 年，郑昕安与战友承担某新型战机长航时试飞任务。数小时不间断飞行，他始终保持高度专注，仔细记录每一个细微的参数变化，哪怕眼睛布满血丝，也从未有一丝松懈。战机平稳着陆时，他第一时间交出的，不仅是“任务顺利完成”的报告，更是为新机的实战化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的“第一手”极限数据。 

　　“在试飞部队，‘会飞’只是起点。”郑昕安说，试飞员的勇敢，从来都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带着智慧的理性勇敢；他们的担当，也从来不止于勇闯蓝天，更在于深度参与装备设计，让每一架战机都更贴合实战、更具战力。 

　　而这样的深度参与，早已由老一辈试飞员树立了标杆。郑昕安的师父作为某型战机试飞负责人，始终坚持“作战牵引、试飞验证”，与科研工程师深度融合。他发现战机座舱油门杆位置不合理，高强度飞行时容易误触，便带着20多架次的飞行记录，和工程师一起反复调试，将其调整到最合适的位置。这一改进，后来被用到了所有同型机上。 

　　任务后的复盘会，常是试飞员与设计人员的“技术交锋”。他们不是简单的争执，而是针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用精湛的飞行技术和广博的工程理论，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郑昕安说：“好数据，是飞出来的，更是‘争’出来的。” 

　　这种“试飞员+工程师”的协同模式，让装备从设计之初就紧扣实战，也让试飞员从“任务执行者”真正变成了“装备设计者”。他们用智慧为强军赋能，用深耕让勇气更有力量，这是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也是属于试飞员的别样青春。 

　　如今，郑昕安也带起了徒弟。他常领年轻人去看那两面墙，讲墙上的名字，和那些惊心动魄的特情故事。跑道上的战鹰，换了又换。唯有那面墙，始终静静矗立；唯有那句“只把此生许空天”的誓言，从未改变。